LILRB1/ILT2 是识别 HLA-I 的免疫抑制受体，分布于髓系、B 细胞及部分 NK、T 细胞。它把细胞表面的自身标志转化为不同免疫反应的阈值调节，参与细胞合作与局部耐受，也能被病毒和肿瘤利用；理解其任务需要同时看配体构型、受体位置及被抑制的激活通路。
生物学内容更新 2026-11-05 · 机制研究与一手来源整合01ILT2/CD85j 是具有四个胞外结构域的 LILRB1
LILRB1 位于人染色体 19q13.42 的白细胞受体基因簇，又名 ILT2、LIR1、CD85j，是单次跨膜的抑制性免疫球蛋白超家族受体。典型膜蛋白胞外含由远膜到近膜排列的 D1–D4 四个 Ig 样结构域，胞内长尾具有四个 ITIM 样酪氨酸基序。四结构域晶体显示其呈错列伸展构型：D1/D2 承担 HLA-I 接触，D3/D4 主要提供空间支架。基因存在多个剪接转录本，因此不同构建的序列和胞外范围应分别记录。LILRB2/ILT4 是另一个基因与受体，结构相似并不意味着它与 B1 具有相同细胞分布和功能。[3][4]
02HLA-I 的保守区域与 β2m 提供广谱自身识别界面
LILRB1 可结合多种经典 HLA-A、B、C 以及非经典 HLA-G，识别方式不同于读取肽–HLA 特异性的 TCR。结构中 D1 接近 HLA 重链 α3 区，D1/D2 铰链同时接触 β2 微球蛋白（β2m），使受体能够识别较保守的 HLA-I 组装特征。HLA-G 具有较强结合能力，二硫键连接的二聚构型还能提高整体结合效应；这一点在正常滋养层材料中也得到支持。B1 对 β2m 的依赖与 B2 不同，不能把 B2 结合 β2m 缺失重链的结果移入本页。配体的组装、二聚和膜上呈递共同决定接触强度，HLA-G 转录量本身并不足以描述实际受体占有。[4][6][14]
03细胞亚群、细胞因子与顺式配体共同塑造受体可用性
人外周血中 LILRB1 常见于单核细胞和 B 细胞，也分布于部分 NK、T 细胞；成熟、分化、组织位置及个体背景使阳性比例和表面密度发生变化。健康供者研究显示，IL-2、IL-15 等环境信号可调节 NK 细胞表面 LIR1，部分供者的表达随时间波动。受体既可接触另一细胞的 HLA-I（trans），也可与同一细胞膜上的 HLA-I 顺式结合（cis）。直接细胞实验表明，破坏 cis 接触会改变部分抗体的检测及 UL18 的结合，并增强相对的 HLA-G 抑制。因此表面可接近的受体池还受自身配体遮蔽影响，组织染色、抗体占有率与实际分子数量需要区别解释。[5][7][8]
04ITIM 与 SHP-1 的耦联在共同激活背景中形成制动
LILRB1 的抑制作用依赖胞内酪氨酸磷酸化及磷酸酶募集，而非受体本身具有催化活性。ITIM 突变研究表明，四个基序的贡献并不相同：膜远端两个基序有利于 SHP-1 停靠，较近膜位点还能影响整体磷酸化与抑制效率。原代细胞毒 T 细胞和转染模型中，受体与 TCR 共聚集、Lck 活性支持其磷酸化，随后 TCRζ、LAT、ZAP70 复合物及 ERK 反应减弱。单核细胞则可在与 CD64 共连接时降低 FcRγ、Syk 磷酸化和钙动员。相同的受体因此在不同细胞接入不同激活网络，接触位置与共同刺激是决定作用的重要条件。[9][10][12]
05NK 与效应 T 细胞用这一受体调节不同响应阈值
在表达 LILRB1 的 NK 细胞中，靶细胞 HLA-I 可以为杀伤反应增加抑制输入，与其他激活和抑制受体共同决定细胞接触后的结局。T 细胞方面，受体可在抗原呈递细胞界面与 TCR 一同极化，抑制近端信号和肌动蛋白重排，从而调节免疫突触的建立。健康供者的部分抗原经历 CD8 T 细胞也表达该受体，并非只有病理性耗竭细胞才出现。人病毒特异性 CD8 研究中，抗体阻断明显提高抗原诱导 IFN-γ，但对杀伤的恢复较小或不明显，提示分泌与裂解反应具有不同阈值。它更适合被理解为可调节的反应门槛，而不是一经表达便关闭所有细胞功能的开关。[5][10][11]
06B 细胞增殖与单核细胞 Fc 反应体现另一组正常任务
LILRB1 的意义不限于细胞毒淋巴细胞。原代单核细胞研究通过共同连接受体与 FcγRI/CD64，观察到早期磷酸化和钙信号下降，说明自身 HLA 识别能够接入抗体触发的髓系反应。人 B 细胞实验中，HLA-G–ILT2 接触可抑制初始及记忆 B 细胞增殖、分化和免疫球蛋白产生，覆盖 T 细胞依赖与非依赖刺激。相关变化包括 AKT 等调节蛋白去磷酸化、细胞停留于 G0/G1，以及生发中心 B 细胞 CXCR4、CXCR5 下调。培养及异种移植结果为体液反应的局部调节提供机制依据，同时表明该受体可调节细胞周期、迁移和分泌等彼此不同的任务。[12][13]
07母胎界面展示局部配体组织，家系研究提示耐受关联
正常妊娠的绒毛外滋养层提供了研究 HLA-G–LILRB1 的人体组织窗口。原始研究在滋养层表面检测到与 β2m 结合的 HLA-G 二聚体，并发现 LILRB1-Fc 优先结合这类构型；母体蜕膜的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及部分 NK、T 细胞可提供受体。这支持局部抗原呈递细胞参与母胎免疫调节，而不是把妊娠耐受归结为单一受体。另一项三代家系研究发现，伴甲状腺自身免疫病或狼疮的成员携带 G160E 变异，转染实验见 LILRB1/SHP-1 磷酸化减弱。该家系将信号改变与耐受失衡联系起来，但尚不足以把所有 LILRB1 变异定义为确定的单基因自身免疫病。[14][15]
08HCMV 的 UL18 以高亲和力利用同一宿主识别系统
人巨细胞病毒编码的 UL18 是 HLA-I 样蛋白，可与 β2m 和肽组装，并结合 LILRB1。复合物结构揭示，更充分的界面接触及表面互补性使其在测定体系中对受体的亲和力远高于宿主 HLA-I，提供病毒借用免疫制动的分子解释。细胞研究中，UL18 抑制 LIR1 阳性 NK 细胞；与此同时它可通过不依赖 LIR1 的机制激活部分阴性 NK 细胞，因此总体群体反应可能掩盖阳性亚群的抑制。移植队列与重构研究还发现，LILRB1 调控区和配体结合区多态性影响表达、糖基化与 UL18 识别。感染结局因受体变体及 NK 亚群组成而异，不能由单个表达值直接预测。[16][17][18]
人巨噬细胞与肿瘤细胞研究发现，肿瘤 HLA-I 的 β2m 组分能够经 LILRB1 提供抗吞噬输入；受体在所研究的成熟及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中表达较高。肿瘤 B2M 改变、B1 阻断及原代巨噬细胞基因编辑构成互补证据，解除该轴可在相应促吞噬和 CD47 阻断背景下增强吞噬。该研究中的 B2 抗体对照没有同样效果，但不能据此外推所有髓系背景均排除 B2。机制上，选择性解除受体抑制与直接去掉 HLA-I 不等价，后者也会改变 CD8 T 细胞的抗原呈递。干预应结合受体阳性细胞、抗体 Fc、其他制动及促吞噬信号理解，而非仅凭肿瘤 HLA-I 高低判断效果。[19]